朝鲜半岛与中国版图的合合分分——在此爆发几次中日之战?

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曾延伸至朝鲜半岛。半岛曾有作为汉朝的郡县、元朝的行省等与中国统一的时期,但历史上更多时候是相对独立的藩属国,最终则成为独立的国家。

后来,一支从中国来的商朝残余部落带来了较先进的文明,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,史称“箕子朝鲜”。

在“箕子朝鲜”之前,还有“檀君朝鲜”的传说。据称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南迁,以免和箕子部落造成冲突。檀君后裔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“三韩”。

“卫满朝鲜”(又称“卫氏朝鲜”)应该是朝鲜半岛有考古证实的最早国家。与“箕子朝鲜”一样,也是中国人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建立的政权。

随着西汉中央政权力量的衰弱,失去控制的辽东与朝鲜半岛又出现小政权林立的局面。有一个叫做“高句丽” (或“高句骊”,简称“句丽”或“高丽”)的政权在鸭绿江流域兴起。

“高句丽”原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,“武帝灭朝鲜,以高句丽为县(今辽宁抚顺)。”后来高句丽政权以此为国号。

“高句丽国”建于西汉元帝时期(公元前37年), 前后更迭28王,历经705年。国王姓高,“高句丽”也称“高氏高丽”,有别于后来在朝鲜半岛的“王氏高丽”政权。

高句丽建国之初位于今天的中国境内,但随着逐渐扩张,后来都城也迁到平壤地区。

高句丽利用中原地区分裂动荡的局面,不断壮大,逐步统一其周边国家,并在西晋末年吞并了汉四郡的最后一郡。

中国南北朝分裂时期,高句丽进入鼎盛时期,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及中国辽东半岛。

此时的朝鲜半岛史称“朝鲜三国时期”。除高句丽外,还有百济、新罗两个南部国家。

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地区,最初是北方强国高句丽的盟友。随着高句丽向南扩张,新罗改与百济联盟。

隋唐年间,中国重新出现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,对高句丽也提出恢复西汉时期服从中央管理的要求。

在隋文帝的眼里,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与江南的陈国没什么不同,他曾致书高句丽王高汤:“辽水之广,何如长江?高丽之人,多少陈国?朕若不存含育,责王前愆,命一将军,何待多力!”

高句丽在抵抗隋朝进攻之后,一边上表向隋朝称臣请和,一边不断向南扩张,与百济联手攻陷新罗三十余城,壮大自身实力。

被攻击的新罗想要打通和隋朝的联系,但缺乏隋朝的配合,在半岛上陷入孤立。后来唐朝兴起,新罗与唐朝结盟。

摄政大臣返回平壤后,态度傲慢,声称如果新罗不将其在隋末侵占的 500 里高句丽土地归还,“恐兵未能已”。

唐使驳斥说:“既往之事,焉可追论!至于辽东诸城,本皆中国郡县,中国尚且不言,高丽岂得必求故地。”但摄政大臣最终还是拒绝了唐太宗的要求。

特使回到长安后将此事禀告唐太宗,唐太宗对高句丽不听劝告非常不满,加之,唐太宗认为高句丽据有的辽东为“旧中国之有”,而今“九瀛大定,唯此一隅”,于是决意攻打高句丽。

高句丽派特使到唐朝纳贡讲和,不过唐太宗心意已决,并没有接受高句丽的朝贡,反将来使扣留,责备他们参与谋害先王,助纣为虐。

645年,唐朝军队兵分两路进攻高句丽。6万陆军从北京进军辽东, 4万余水军乘500艘战船从山东出发,渡黄海向平壤进军。

此时唐太宗46岁,御驾亲征,深得军心。唐军士气高昂,涌现诸多勇将。例如身着白色衣甲、手持方天画戟、腰挎双弓、单骑冲阵、在数万人敌营中纵横驰骋、所向无敌、如入无人之境的薛仁贵。

后来在灭亡高句丽的战役中,薛仁贵曾经以2000骑兵奔袭夫余城,14个小时斩获敌军万余,威震辽东,高句丽40余城随后向薛仁贵投降,最终攻破都城平壤。

唐军以损失数千士兵的代价,歼敌4万,攻取10 城,战果也相当辉煌。之所以没有达到统一高句丽的目标,应该与唐太宗轻敌有关。

当初秦国灭楚,先用李信发兵20万不克,才采用老将王翦的方案,动用60万军队取得成功。高句丽为地方强权,隋朝四征而不胜,唐朝寄望以10万之众灭其国,是犯了秦国灭楚时李信式的轻敌错误。

事后来看,唐高宗时期唐朝国力进一步加强后,最终派出20余万精锐部队,并与新罗联合进攻,才完成消灭和统一高句丽的任务。

唐太宗东征后,唐朝对高句丽仅采取过一些小规模的突袭,同时也在为大规模作战积极筹备,包括在浙江、湖南、四川大造战船。

消灭了北方敌人薛延陀后,唐太宗再次着手海陆两军攻打辽东半岛和鸭绿江口,但不幸此时去世(649年),唐朝暂停了大规模征讨高句丽的计划。

660年,唐高宗定下“先灭百济、再南北合击高句丽”的战略方针,命令唐朝名将苏定方率军13万讨伐百济。

苏定方引军自山东渡海,新罗也出兵助唐,唐罗联军很快攻陷了百济王城,百济灭亡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百济王室不甘心失败,转而寻求日本的支持,并引发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—白江口海战。

日本与百济友好,又有染指朝鲜半岛的图谋,借流亡的百济王室求援的机会,派遣水军出征。

当时唐朝海军有170余艘军舰,日本战船则超过千艘。但日本船小,而唐军战舰却高大结实。

日军诸将商议采取群狼战术,利用船多势众,一拥而上,迫使唐军后撤,再乘胜追击。

唐舰布下口袋阵,日舰大量进入后,唐舰马上左右合拢,围困其中,居高临下,展开攻击。

日本自此次失败,直至丰臣秀吉入侵朝鲜,将近1000年时间里,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。

百济灭亡后,唐朝又派10余万军队渡辽水,与新罗联军合击高句丽,重创高句丽。

668年,各路唐朝大军在鸭绿江边会师。高句丽发动最后的反击,唐军依然攻入平壤,高句丽最终灭亡。

恰在此时(670 年),吐蕃大举入侵,攻取了唐朝安西四镇,与之相邻的吐谷浑、鄯善等地也被吐蕃占领 ,唐朝西北局势告急。

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薛仁贵前往西北战场。只留下为数很少的军队驻守高句丽。

唐朝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削弱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良好时机。新罗兵分两路攻击唐军。

674年,唐高宗与新罗王彻底决裂。唐军在仁川附近(买肖城)三胜新罗军。新罗王遣使入贡请罪。

唐朝接受新罗请罪,还彻底退出原百济地区,将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(676 年),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。

唐朝胜而退兵,“实由吐蕃炽盛,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,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”(陈寅恪语)。

当然,也和新罗外交手段高明有关,虽然对唐开战,但却始终承认唐朝是宗主国,新罗是藩属国,并数次请罪,而不是像高句丽和百济那样强硬。

历代新罗王大部分时间(663年以后)都在受封国王的同时世袭唐朝都督一职,其身份是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。

最终,新罗控制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。一个以原新罗人、百济人为主体、收容了部分高句丽人的一个统一新罗出现了。

唐朝末年,新罗王朝也四分五裂,朝鲜半岛进入“后三国时期”。衰落的新罗和新建立的后百济、后高句丽(泰封国)三国鼎立。

918年,取代唐朝的后梁王朝与后唐政权正在厮杀,后高句丽大将王建在朝鲜半岛发动政变,建立了高丽王朝(今韩国国名的英文“Korea”是“高丽”的音译),定都开京(今朝鲜开城),并用18年时间统一了朝鲜半岛。

高丽国王趁五代十国大乱时中原政权无暇东顾之际,谋求独立,自命为皇(第四代国王光宗始),还采用中原皇室制度,都城称“皇都”,君主的命令称“诏”,并建立年号,三省六部的僚属名号也一遵皇帝朝廷的规范,几乎全盘与中原皇帝看齐。直到元朝后才恢复比中原政权低位阶的制度。

辽国(契丹)征伐高丽(993年)迫使战败的高丽向辽称臣纳贡。高丽被迫与宋断交,采用辽的年号纪年,而不再用宋的年号。

金国消灭了辽朝(1125年)与北宋(1126年),高丽慑于金朝的实力,遣使赴金朝贡,并且上表称臣。

南宋与金的1142年“绍兴和议”(“皇统和议”)中,南宋成为金朝的附属国。金朝被视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权,西夏、高丽等国均对其臣服。

金朝末年,居住在漠北的蒙古人兴起,高丽认为“蒙古于夷狄中最为凶悍”,不可与之为敌,于是与蒙古结为“兄弟之国”。

蒙古人先后九次征伐高丽(1231年至1273年),最终高丽投降,成为元朝的征东行省(1280年)。

元朝规定,高丽君主继承人必须在大都(北京)以蒙古人的方式长大成人后,方可回高丽。

元朝朝廷可以随意废立高丽君主。高丽国王的许多称呼、用语因为曾经与元朝皇帝一样,必须全部改变。如“朕”改为“孤”,“陛下”改为“殿下”,“太子”改为“世子”,“奏”改为“呈”。

高丽国王的庙号,自忠烈王之后一律不得用“宗”和“祖”,而用“王”,且以“忠”字冠之,以表示效忠元朝。

后来蒙古人被新兴起的明朝逐回漠北,高丽也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,并且高丽国王拟派兵进攻辽东。

高丽军队首领李成桂上演了一出朝鲜版的“陈桥兵变”。在军队开出后,发动属下支持,回军废黜高丽国王,夺取政权,高丽灭亡。

这样,李成桂废王自立(1392年),开启了长达500多年的李氏朝鲜的时代。

李氏取得政权后立即上奏明朝请求册封,明朝赐李成桂为“朝鲜王”,“高丽”改国号为“朝鲜”。中国与朝鲜确立了宗藩关系。

中国无意再将其并入版图。朱元璋不仅将其作为只维持封贡关系的“不征之国”,还明确承认朝鲜的独立性:“我中国纲常所在,列圣相传,守而不失。高丽限山隔海,僻处东夷,非我中国所治。”

明朝万历年间(1592年),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。很短时间内,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分国土,国王逃到中朝边境附近向明庭恳请“内附”。

明朝为了援助李氏朝鲜,派兵参战。在朝鲜半岛与日军血战七年,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朝鲜半岛。

而后,明朝不附带任何条件,从朝鲜半岛撤军。明朝此举被朝鲜称为“再造之恩”。

明朝对朝鲜的保护与援助巩固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,朝鲜视中国为宗主的观念根深蒂固。

明朝末年,后金力量崛起甚快,朝鲜在屡战屡败的情形下被迫与后金签署城下之盟,约为兄弟之国,但坚持不肯断绝与明朝的关系,并将臣事明朝作为谈判的最重要条件。

但在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后,朝鲜竟不派人朝贺,加之朝鲜对后金使者的礼遇远不如对明朝使者,引发皇太极二次出兵朝鲜,再次兵临城下,迫使朝鲜由兄弟之国降为藩属之国。

朝鲜虽在清朝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断绝与明朝的外交关系,但暗中仍有联系,清朝还为此严惩了一些朝鲜大臣。

明朝也体谅朝鲜的无奈,即使在朝鲜绝交后仍善待朝鲜君臣故旧,令朝鲜君臣感激万分。

后来清太宗皇太极派兵要求朝鲜与明朝断交时,一些朝鲜大臣不惜被押到沈阳处死,也不肯背弃与明朝的君臣之义,并对清使说:“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,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……成败存亡不论也”。

朝鲜民间也对明朝有强烈的认同感,即使明朝灭亡,也有大量私人著述不用清朝年号,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,以至于竟然有“崇祯二百六十五年”的纪年。

明朝为清朝所灭后,朝鲜曾暗中筹划联合南明与日本力量,北伐清朝,恢复明室,但因清朝察觉而功亏一篑。

直到清朝,复明力量彻底溃散,加之清朝对朝鲜极力施恩,朝鲜才逐渐建立对清朝的忠诚。

1882年朝鲜宫廷政争演化成“壬午兵变”。日本借机染指朝鲜。清政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,清军受邀入朝平叛。清军将兵变夺权的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。此战袁世凯崭露头角,被报以首功。

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,日本驻朝公使率领日军协助开化党新军控制王宫,组成新政府,杀戮亲华大臣,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。

年仅25岁的驻朝清军副将袁世凯力排众议,果断出兵,且身先士卒,毫无惧色,指挥清军击退有日军在内的守军,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。

事后,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,使馆被焚烧,而与朝、中展开交涉,与朝鲜签订《汉城条约》,与中国签订《天津会议专条》。

条约谈判日本虽败而胜,订立了对日本有利的军事化条款,为十年后挑起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。

袁世凯因为此事,被攻击“妄开边衅”,遂于1885年初归国,赋闲在家,以避攻击。

但是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,同年11月又委派袁世凯为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,位同三品道员,左右朝鲜政局。

李鸿章指示袁世凯:朝鲜是中国属国,见国王的礼仪自应与其他各国使臣稍稍不同。

从李袁等人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件来看,他们将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上溯到西周,认为朝鲜国王不过是中国天子的外诸侯,地位和中国督抚这样的内诸侯相当。

于是袁世凯驻朝实行了一套新礼数,和别国驻朝公使不同,目的是保存中朝宗藩体制。

袁拒绝参加美英日等公使在汉城的外交使团会议,在通行的外交规则之外,独立行使一套只有自己才享有的宗藩规矩,甚至以钦差身份直接介入朝鲜政府的相关事务。

这些行为在日本和欧美同行眼中,他享受的种种上国礼仪优待,均属破坏朝鲜主权之举。

7月23日,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,解散朝鲜亲华政府,扶植大院君上台摄政。

日本控制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,并“委托”日军驱逐驻朝清军。汉城的中国公署遭千名日军的围攻洗劫。

接替袁世凯的唐绍仪逃到英国领事馆,焚烧了机密公文(还有一部分文件留存英国领事馆),随后辗转回国,携回了袁世凯留下的“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关防大印。

7月25日,日本不宣而战,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,击沉清军运兵船。

清朝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,朝鲜历来是中国附属国,清朝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的,相反日本“不遵条约,不守公法,任意鸱张,专行诡计,衅开自彼,公理昭然”。

日本在宣战诏书中声称“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”,开战目的是“使朝鲜永免祸乱”、“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”、“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”。

甲午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,整个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。中朝宗藩关系结束。

1910年,日本和朝鲜王朝签订《日韩合并条约》,日本吞并朝鲜半岛,朝鲜王朝正式灭亡。

yabo39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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